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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立足情动理论视角，探讨网络“发疯文学”所牵涉的主体感性经验，聚焦其在情动发生维度对现实既有经验序列-结构的“逃逸”，及在伦理维度显现的解放潜能。研究发现，“发疯”情动主要由交流行动前置性的权力、情感困境触发，“发疯文学”表达实践则凭借对语言符号的解域，导向对作为符号溢出的情感质料的堆叠，其言说主体则在“生成他者”的差异性设定中彰显着自身的实体存在。“发疯文学”情动生成也突显出身体感性维度在交流中所具有的基础意义，其使个体行动得以超离于表象机制的有限规定性，在自我技术的践行中找寻自身生命经验的真正风格和形式。
作者简介
郑春风，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齐心园，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童年社会学视阈下乡村儿童新媒介实践及引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GD23XXW17）的阶段性成果。
一
研究缘起
“人哪有不疯的，硬撑罢了！”继凡尔赛文学、废话文学、emo文学等在各大网络平台上掀起狂澜之后，“发疯文学”在近两年迅速发酵，异军突起，特别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发疯”语言与表情包，更是成为当前社交网络中普遍流行的话语元素，进而发展为一股独特而活跃的网络文化现象。
关于网络“发疯文学”的起源，存在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其肇始于豆瓣“踩组”一条以“我不发疯我发什么”开头的话题帖，该文本凭借在广大网民群体引发的情感共鸣，而迅速在社交媒体流行；另一种则认为发端自双十一预售期间，消费者发布在网络上有关催客服发货交涉的“出圈”截图（周丹，2022）。
综观人类“疯癫”的历史及知识谱系，其在不同语境的置换中，逐渐为经济学的生产管理策略所异化，沦为社会边缘地带的“恶”与“禁忌”（福柯，1972/2016：186-187，193）。而当下的网络“发疯文学”在历经“鼠鼠”“琼瑶剧”“林黛玉”“吗喽”等诸原型撷取，以及文本、表情包、短视频等多模态扩散后，已然全面渗透到当前青年群体的网络文化及交往行动中。“发疯文学”生产着一种新的、具有不同经验坐标的“疯癫”情感秩序及体验，进而呈现出一道新的关于“疯癫”的社会意义光谱，其在构成当下青年群体网络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成为映照其精神境况的一个重要痕迹。在一系列看似怪异、令人费解的独特表达背后，或隐或显牵涉着对当前主导性“交往理性”体系及其背后语法结构与规则的某种抗拒与质询，也渗透着言说主体在交流中对于自我某种迫切的观照与探索。
“发疯文学”以其反复无常、逻辑混乱、纯粹情绪倾泻的表达，在当前网络交往实践活跃的情感图谱中独具辨识性，是当前网络空间情感流动与传播的鲜活个案。基于此，本研究以社交媒体中的“发疯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以线上交流中的“发疯”文字与表情包、社交平台上的“发疯文学”话题、基于访谈的个人经验分享等为具体分析材料，从情动理论视角出发，阐释网民在“发疯文学”交流实践中所构连的独特生命情感体验，探讨这一交流方式背后的情感逻辑及张力，及其对我们如何理解媒介化时代的人类交往所带来的启发。
二
文献综述
（一）情动理论的路径与视角
“情动”（affect），即观念施加于身体之上的情状（affectio）所产生的行动力量之流变（德勒兹，1978/2016：7-8），其作为哲学概念提出始于斯宾诺莎（Spinoza）。人借外部物体对其身体的作用认识己身，基于情动之快乐或悲苦体验产生行动的欲力（汪民安，2022：4-6），这其中蕴含着“一个身体能做什么”的核心问题，从而构成对身心二元论及其道德论的反拨（德勒兹，1978/2016：13；1968/2013：216）。
在斯宾诺莎看来，身心处在非因果的平行关系中：心灵受制于身体同外部物体相遇的各种随机性，通过受感致动的情状观念方能意识到身体，进而形成对自身的意识；其中欲望（cupiditas）或冲动（appetitus）构成了人之存在本质，伴随着对自身的意识又同时逸于意识的遮蔽形式之外（马舍雷，1997/2022：129-132）。这一观点颠覆了将生命力、潜能、内在力量与存有从自然中抽离并对自然加以贬斥的笛卡尔主义主张（德勒兹，1968/2013：227-228）。此后，情动理论不断发展，其中早期关键人物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拓展了情动的差异化生成运动理论，认为情感先于一切表象，存在于社会与理智的间隙（德勒兹，2014/2023：149），唯有这种“生命冲动”的情动才能对真正的行动和虚拟的行动加以区分，将感觉与知觉联系在一起，并使物质的宇宙运动最终得以朝向生命、精神和自由（邓刚，2023）。
经德勒兹（Deleuze）和迦塔利（Guattari）的整理和阐释，情动的理论价值日渐突显。沿袭斯宾诺莎和柏格森的讨论，德勒兹（1978/2016：9-16）增加了情状之于身体的效果讨论，强调物体间或身体间的混合与相互作用。同时，德勒兹将情动建构为关乎个体体验之强度差异的内在性学理，使其导向生成论视角下，生命“逃逸线”力量在“解域”运动中非主体性的达成（德勒兹，迦塔利，1980/2010：369-371）。在此过程中，人的身体可以生成任何他异性存在，如生成—动物、生成—女人、生成—音乐、生成—世界等，在此生命体本身的基底形式被彻底抹消，而成为“存在之力或行动之能力的连续流变”过程（德勒兹，1978/2016：6），成为差异、改变、触动本身。“大部分人只有在感觉到受它物影响而痛苦时，方感觉到自己存在。”（德勒兹，1968/2013：226）可以说，在德勒兹看来，情动限定了人的本质。在此，也可以看到其关注感知增强且突出物质性和关系性的面向（黄佩映，2022）。
布来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承袭德勒兹的进路，拓展了对身体经验感知“具体的真实非有形性”的讨论，突出运动过程相对于位置结果的优先性。“以一种方式将‘存在’直接撞入生成”（马苏米，2002/2012：6），情动成为无意识之无意义指涉（nonsignifying）的过程，而不再与叙事的限度和可能性相关。此外，情动理论也衍生出以塞吉维克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的研究向度（刘芊玥，2018）。
从情动理论的视角中，自我的建立以及关于自我的实践实则是一种生存方式和行动方式不断展开的生命过程。主体在“照看（关心）自我”的生命冲动中（福柯，1984/2018：7-8，105），不断导向成为—主体、生成—行动的可能。在此，当前各种数字交往及网络文化参与实践，或聚焦的媒介情感流动与传播问题，在基础层面指向的实则是由新媒介中介的生成运动中主体“存在之力”与“活动之力”的变化，媒介实践的生命情感及其伦理底色由此得以显现。本研究即从该理论视角出发，探讨网络“发疯文学”中诸如保安、猴子、老鼠等“发疯”意象以及混乱语句表达的“发疯”情状等，所牵涉的主体差异性生命情感的生成及体验。
（二）传播研究中的情动理论视角
作为一条理解人内在经验的路径，情动理论被视为是超越修辞学和符号学阐释框架的另一范式，已广泛运用于情感实践研究（刘芊玥，2018），并在人文社科领域掀起一股“情动转向”浪潮。情动作为一种关乎个体与世界在当下不稳定的感觉涌现和气氛扰动（贝兰特，2011/2023：7），将关乎非语言的、无意识的身体可感经验维度，引入对知觉、记忆、理解等议题的讨论，并强调“跨个人的”（transpersonal）和“前个人的”（prepersonal）情动氛围之营造（Blackman & Venn，2010；Wetherell，2013）。在传播学领域，核心在于探讨身体内在力量、主要如情感、情绪与氛围等在媒介实践过程中生成与自我组织的能力（Clough，2008）。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学者主要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新媒体文化两个方向，不断推动情动理论的本土研究。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下，作为一种“让人的感性从异化的日常经验中脱离出来的契机”（林磊，2020：75），“情动劳动”强调劳动者主体性的生产和解放，及其对外部结构束缚的积极抵抗（郭小安，李晗，2021；杨馨，2020），生产各种社会网络、社群形式和生命权力以及集体主体性、社会性，乃至社会本身（Hardt，1999），目的在于创造一种作为整体效果的感受、情感及欲望的循环传递（吕鹏，2021）。此路径较多关注人的情动实践如何转化为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继而成为资本再生产的动力源泉（杨馨，胡翼青，2021）。
在新媒体文化方面，情动理论从物质性层面赋予了媒介新的生命力（黄华，吴越，2022；周裕琼，张梦园，2022）。围绕空间氛围或作为“情感发生器”（artefacts as generator）的象征性人工物（Reckwitz，2017：123）所生产出的个人情动实践或情感公众力量（黄佩映，2022），媒介激发出后人类和超人类叙事（Wetherell，2013；刘芊玥，2021；张路，2021）、社群展演（黄华，吴越，2022；杨馨，2020）以及消亡情感的情动复归（韩若冰，2019；周裕琼，张梦园，2022）等多重情感书写的可能。
当前媒介环境促使人类情感流通发生着显著变化，并生成着新的情感结构（袁光锋，2024），而情动理论则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在整体上沿着传播研究中的情动理论脉络，具体发掘德勒兹到马苏米的情动理论内涵，探讨作为一种独特新媒体文化现象的“发疯文学”，及其“混乱”表达所勾连的言说主体的生命情感，并尝试丰富传播研究中具体的情动理论应用视角。
（三）网络流行语的传播研究
目前，网络语词文本因其情感共鸣、互文性以及意向意义不明确等特征（李敬，2015），在网络空间大规模流行，其一方面反映出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不同时代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心态嬗变，既有相关研究主要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展开。
共时性研究主要关注某一特定时期出现的网络流行语及其相关文化现象。该视野下，网络流行语被视为青年趣缘群体建构身份认同的话语实践（李继东，吴茜，2020）。通过社交媒体技术对网络文本及符号进行拼贴、戏仿与同构，网络流行语成为符号表演的狂欢（李欣，彭毅，2020）。其表现出“碎片化、无深度、弱逻辑、反传统的后现代主义特点”（周妍，2019：120），成为社会“解压阀”，网民得以打破社会阶层和身份地位的藩篱，个人快乐和归属感成为参与者最重要的诉求（杜丹，2014）。此外，网络流行语虽然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主流文化，显示出主体对自我“本真性”存在的争夺（汪凯，2017），却仍然面临着被商品化和意识形态收编的命运（张萌，2018）。
历时性研究则着重从微观视角对某一语词内部涵义的转变历程。“不同的媒介和话语网络，决定了不同文化的构造方式”（李欣，刘汀芷，2022：87）。由传播媒介看，表情包的图像传播丰富了流行语传播的形式，其以打破地理空间的想象性身体使主体重获在场性身体述情的交流权力（刘汉波，2017）；传播群体方面，网络流行语的生产与消费主体逐渐由知识精英向草根民众位移（李继东，吴茜，2020；周妍，2019）；传播内容则随时间推移呈现出从政治与公共议题向生活与娱乐议题的转变，而其反映的社会心态也经历了从负能量为主到正能量为主、从嘲讽到戏谑调侃的变化（王佳鹏，2019）。
具体到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发疯文学”，目前学界关注并不多，也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传播机制与动因等切入，将问题置于社会加速与优绩主义话语中，着重勾勒其社交“迷因”（饶丽君，2023）、“互动仪式链”（韩莹，2023；章哲涵，赵金红，2023）、身份认同、反抗与戏谑反抗等实践过程（顾宇凡，2024；晏青，郭京，2024），并反思当代青年的情绪危机。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或话语理论探讨其批判性内涵。本文则通过引入情动理论，阐释“发疯文学”这一网络流行文化对“当下”瞬间存在的捕捉和自我意志的伦理书写，探讨其批判性与抵抗性内涵中更为基础的生命情感、欲望等维度。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研究者从2023年10月至2024年12月，对新浪微博相关话题、豆瓣小组“发疯文学鉴赏小组”等社区进行了集中的参与式观察。研究者一是日常观察了这些社群相关的原帖、回复以及评论文本等，并在此基础上系统整理了“发疯文学”常见的发生语境、文本表达类型以及言说者的自我情感书写等经验材料，并参与了其中部分的分享讨论；二是在豆瓣、微博等平台，以“发疯文学”“发疯”“我不发疯我发什么”等为关键词，检索了当前常见的、具有代表性的“发疯文学”表达文本。
其次，为更为细致把握网友在使用“发疯文学”交流实践时所生发的独特情感体验，本研究招募了12名访谈对象。本研究通过线上招募和滚雪球抽样两种方式，一方面从研究者所在大学招募大学生受访对象，招募标准为活跃的网络流行文化参与者及爱好者，且在日常网络交流中较频繁使用“发疯文学”文字与表情包；另一方面，在豆瓣小组“发疯文学鉴赏小组”社区招募活跃的参与者作为访谈对象。访谈内容涉及受访者一般在何种交流场景及情景使用“发疯文学”的文字与表情包、为何使用“发疯文学”的表达、常使用哪些“发疯文学”的具体意象、如何具体理解自身处境与“发疯文学”表达之间的关系及其对自身意味着什么等问题。访谈方式为线上语音访谈，语音访谈时长从20分钟至1小时不等。此外，在获受访对象许可的前提下，笔者查看并获取了部分其在微信中使用“发疯文学”文字与表情包的聊天记录与截图。受访者对象基本信息如下表1所示。
四
交流的理性困境与“发疯”的情动生成
从直观的发生层面看，“发疯文学”是主体在面对交流无法达成时做出的“混乱回应”，被呈现为对常态交流机制的一种“偏离”。实际上，“发疯文学”的流行远非当前交流图景中的瞬时“异常”，而是内在牵涉着现代理性主导的人类交流框架中一直被抑制与遮盖的“此刻”情状氛围。
（一）理性交流中的“发疯”情动起源
人类对于交流的可及性及有效性，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信念，深信主体间可以、也应该进行平等诚实的交往，并通过解释过程，协调其伦理关系，在相互承认与共同规范的基础上达成谅解与合作（郑召利，2002：72-74），主体间的差异得以整合，最终实现一种交往共同体（哈贝马斯，1981/2004：69-70）。但这一沟通的理性机制本质上建立在一种“理所当然”的先验理想上，即沟通是穿透性的，人与人之间经此过程最终可达致一种透明可见的状态。
“发疯文学”则显现出交流的另一副异质样态。“发疯文学”常见诸于协商多次未果、抗议聊天对象已读不回、涉及切身敏感话题“已读乱回”，以及寻求对所遭遇的结构性困境的宣泄纾解等社交场景。如下图1，无论是购物平台商家与消费者的来回交涉，还是常见的租客与房东的反复拉扯，都清晰显示着存在于商家、物流与购买者之间，或者租客与房东之间异质的、非对称的主体经验差异。在诸多此类具体的现实交流情境中，交流的透明性、对称性及其延展性等理性规则，非但未能有效协调交流中情境化的差异、填补不同交流主体经验间的缝隙，其自足与强制的自我合理性，甚至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着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交流不稳定性。“这个世界上和我同频的人也太少了怎么能不疯”（网友张某某，2023年7月20日），其甚至导向交流的“崩溃”与交流者的“发疯”，这正是当前“发疯文学”所普遍呈现出来的交往症候。
实际上，交流作为一个弥散、异质的领域，涉及交流发生的场所、在场规范及相伴发生的范围，交流内在构成、分布状况及其要遵从的条件，交流的构成在其中能够出现、可描述与被划定的诸关系等。如下A12受访者所感知的，日常交流的理性框架实则划定了一种特定的、优先且具有排他性的交流条件，其中涉及交流的秩序、要素及其强制性的图式，这实质上造成了另一种看似“必要的”、甚至不被察觉的交流折损，即对“出格”“宣泄”等主体流动弥散的情绪、欲望、感受及氛围的抑制。
人们在交流当中需要被看到情绪……因为这个世界它是有自身运行的规则的。我们平时在学习也好工作也好，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走的，可能在这个规则之内的话没有允许我们出格的一些空间……没有允许我们出格和宣泄的那种出口。（A12，2025年6月17日）
“发疯文学”生发于交流的理性结构，同时又指向其限度及困境。在“发疯文学”表达实践中，对于不利于自身的感受或事件，本可以心平气和沟通，抑或直接通过沉默表明拒绝，人们却纷纷采取极具戏剧矛盾张力的“发疯”进行回应。在此，情感宣泄的言说以一种强烈的能量，溢出理性结构及其背后更为广泛的道德标准与规范，弥漫于整个交往展开的情境之中，交流的理性图景和秩序被极为强烈和流动的感性力量瓦解。在充满异质性的交流场域中，除理性规则与网络外，充盈其中的是类似“发疯”的情绪感受，这不仅关乎交流诉求、内容及交流过程之通达性时常缺乏充分的现实情境，还与交流中言谈者情绪的位置及其处境密切相关。
“对那些被说出来的东西的描述，恰好就在它们被说出来的范围内”（福柯，1969/2021：129），因此被说出来的东西也永远不是全部。正如受访者A3（2025年6月16日）指出，“我觉得我个人的情绪被表达了，或者说我个人的状态被表达了出来，因为我觉得我是没办法用纯粹‘正常’的文字来言明这些的。”交谈者在具体交流情境中瞬时生成与流动的非语言情绪及欲望，作为尚未表达或未被充分表达的更为广泛的“前语言”情动存在，无法被交流的“语言”媒介及其表达结构完全锚定、框限，亦无法被抹除，而持续潜藏与涌动在日常交流的各类情境之中。可以说，“发疯文学”的表达实践某种程度上打开和释放了交流理性框架中这一被遮蔽与边缘化的、广阔的“前语言”情动体验及可能，而这也构成“发疯文学”表达实践的社会起源。
（二）“发疯文学”的解域化试验及其情感能量
“发疯文学”对于交流理性规则的回应、对于言说主体欲望及情感能量的处理，在表达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出特定的行动策略，这一策略生动呈现在其言说主体对符号象征的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试验之中。
理性的符号表意机制依托可被指称之物一种预设的界域性状态，将主体欲望和某种器官与对象的关系稳定或固化（汪民安，2007：147-148）。但语言自身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与自足的形式化，也无法在根本上确切把握其与所指称某事物的状态、或某种其意谓的实体之间的关系，而只能思索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形式关联（德勒兹，迦塔利，1980/2010：152-153）。在此，德勒兹发现了“缺口”，捕捉到一种“解域”与“逃逸”的潜在基础和可能，即打开符号与其指称物之间中心化的、等级性的以及被固定的一致性关联。正如“发疯文学”所显现的，一旦符号与其指称之物走向解域化，表意机制也将展现出新的形式和可能。
“发疯文学”的解域化试验，一方面在形式上破除“赋予‘能指’的形式或机制以任何特殊的优先性”，使整个表意机制转向了“从符号指向符号的持续运动之中”（德勒兹，迦塔利，1980/2010：152，154）。下图2中无论是鸡蛋炒饭、玛卡巴卡、喇叭、渡劫人，还是跑步、跨栏、投球、跳舞，或是其他“发疯文学”中的各类不规则符号、字母与表情，或大量重复与堆叠的符号，都显示着单一符号或能指本身不再具有连贯性的所指内涵与位置，其意义存在于所指向的其他符号。“用动物来‘发疯’……如果不是动物也会是其他的意象，它只是符号的一种……它不是吗喽也会是牛马，也会是其他的一些符号。”（A2，2025年6月16日）这种符号间的无限网络及其构成的表意序列与链条则极具强度，其背后的所指作为一种混沌而整体的“发疯”样态，释放出巨大的情感能量与激扰的情绪氛围，不断滑入此类繁杂多样的能指网络之中，这是形形色色“发疯文学”普遍显在的情感症候。
另一方面，“发疯文学”的解域化，使其符号表意过程整体转向对作为交流主体欲望与情感基础“质料”的显现。如图2所展现的，“发疯文学”的符号机制不断指向一系列瞬时的、切片式的、或彼此非关联的具体实物、身份、动作、符号、语言、表情、感受等。这些符号与其既有指称物处在一种较为彻底的解域状态，它们脱离了既有所指的“专制”，进而“时而穿越其他的符号，时而又在某段时间之中被留存，符号在其事物的状态和其所指消失之后仍然持存，它像一只野兽或一个死者那般跃起，以便重新占据其在序列之中的位置并创造出一种新的状态、一个新的所指”（德勒兹，迦塔利，1980/2010：155）。
正是因为如此，这些游移的符号及其“混乱序列”，从另一层面看实则是一系列具体而坚实的情感“质料”。“发疯文学”的言说主体通过表意符号，策略性地赋予这些“质料”彼此的连接序列、动静快慢与强度大小等关系（而非所指内容），并与之建立起独特的直接关联。在此，言说主体的欲望从既有的器官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中解放出来（汪民安，2007：148），并在这些“质料”的个体化配置中不断流通、转化与生成，从而得以在“发疯文学”表达中形成差异的个体情感配置，生成各种能动的或被动的情状氛围。在这个意义上，发疯文学实际乃是言说主体一种主观的、激情性的新机制。
（三）“发疯”情动的生成表达
上述“发疯文学”表达机制的解域化撼动了语言结构与形式的稳定序列，促成了意义中心的消散，其中能指—所指之间固有的关联隐退，而各种“发疯”的表达主体则走向前台。这一表达机制通过诉诸统摄性框架之外内容的异质交汇与表达的随机装配，进一步分裂出情状的生成—表达线，触发着情动表达形式的潜能。
“发疯文学”之“发疯”情动的生成，常见于言说主体对当下序列—结构中身体与命运的策略性中止，而去“成为”当前结构之外各种跳跃性的、意想不到的他者，如下例的公园保安，或是服务员、摊贩、正能量者等其表达中常见的“生成式他者”。
不上这个b学了！去颐和园当保安！（拿上喇叭）（您好不可以投喂鸭子）（您好不可以投喂鸭子）（您好不可以投喂鸭子）（欣赏美景）（您好不可以投喂鸭子）（您好不可以投喂鸭子）（偷看别人喂鸭子）（您好不可以投喂鸭子）（吹吹湖风）（偷看别人喂鸭子）（您好不可以投喂鸭子）（下班）。（momo，2023年2月28日）
在此类代表性的表达实践中，生成—他者并不是进行本质形式的转化，即作为言说主体的学生并非要真实变成作为“他者”的公园保安，而是在于“局部的传送”，将该个体化配置的学生之情状——关于学生能做什么的一种冲动与欲望，传送给保安，并转化为保安的一系列情状——以括号形式悬置起来的由保安这一个体化欲望配置中可实现的对于公园的“能”做之事。在此，学生本能力量的程度与强度因被未言明的“阻碍”而消散，而保安则将其力量——拥有象征权力的喇叭、禁止他人投喂鸭子与自主欣赏湖景，以一种新的强度再度传递给言说主体。这一情动的生成与流动，实质上扰动着作为学生的“存在之力”与“活动之力”最深处（汪民安，2022：15-16），侵蚀着学校空间、学习过程、校规制度等等。
上述生成—他者的情状流动与转化，是“发疯文学”的一种普遍机制，而在其生成—动物与生成—非人这类“疯癫”的表达中，这种生成—情状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开。
人们常使用动物意象处理其面临的敏感与艰难的道德困境（Beidelman，1980），而上图3中的猴子、老鼠等这些实体形式并不是人存在的退化，而怒吼、创飞、荡树藤、下水道睡觉等“非理性”行为也非低级的社会形式，且这些亦非言说主体在经验感知上的简单模仿与同一化。
它们都是比较弱小的那种动物嘛，让自己觉得我好像可以不用那么强大。而且确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面对一些问题啊，我确实没有办法解决 ，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命运推着走一样。这就很像是人们会喂老鼠吃老鼠药，而老鼠多数时候没有办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然后猴子就是吗喽那种，我觉得它就是很像人类，但是它又没有那么多的思维，他的生活里面其实还是比较单纯的，只要想着吃想着睡就可以了。（A1，2025年6月16日）
在此，如A1对于“发疯文学”中生命情感的体验，此类跨领域、反自然的分享，实则是在完全差异的人到物与种群之间所形成的情状的某种复合与共生：一方面，猴子、老鼠得以生成为一种人的情状，或是无奈的生存或是单纯而狂躁的思想；另一方面，人则生成为弱小的猴子、吃药或蜷缩的老鼠。虽然猴子、老鼠或其“非人”物，乃是与人具有根本差异的实体形式，但正如喜欢鼠鼠发疯表情包的A3（2025年6月16日）所感知的，“对于我个人的使用状况而言，我更多想表达自己跟这个表情包中所做的事和所采取的行动，它们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发疯文学”表达通过解域化的语言符号以及跨物种的情状感受，同时连接并表达了这两者（德勒兹，迦塔利，1980/2010：362-363）。
综上，“发疯文学”所特有的看似含混、无序或是癫狂的符号序列，遍布着生成—情状。从生成—他者、生成—动物到生成—非人，“发疯文学”将各种差异的他者、动物带入一种生成当中。正如前文分析所展现的，这种生成既不是现实性的，也不是幻想中的，同样也不是再现性的，而是一种真实的、情状性的，即关于某种行动与功能的潜在冲突及欲望，一种存在之力的彼此移居、传播以及生成。同时，这种生成并非要摧毁、否定、抹除主体自身，或以消极情绪试图退化至低级形态，而是要在各种关于种群的、“非人”的存在之力间穿梭与流动，与之生成之物“交换行动与激情，或是为了与它一起构成一具更为强有力的肉体”（德勒兹，迦塔利，1980/2010：362），进而通过所予情动的活动性确认，内在差异化地界定作为实体的主体自身。
五
“发疯”情动作为言说主体的“逃逸”策略
如前所述，“发疯文学”通过解域化机制的充分实践及差异的情动生成，展现出其内在的多维性以及在人类交流行动中的基础性。更进一步看，通过不断生成与重构的情状，言说主体在当前主导性的既有交流序列-结构之中，创造了种种能动的逃逸，进而将解域带向社会交往经验的其他层面。
（一）逃离既定主流的符号意指秩序
从纯粹的语言逻辑看，“发疯文学”的表达无疑是混乱与偏离的。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对失语症的研究中，定义了“感觉失语症”与“运动失语症”（霍默，2005/2014：59-60），其中感觉失语症患者在言说行为中具体表现为一种隐喻的失败，虽然具备依照语法规则构句的能力，却难以准确提取同义词给出定义，故而无法细致地表达意义。“发疯文学”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与感觉失语类似的特征，即“意向性意义与意符装置的解离”（沈志中，2019：34）。
你这说的什么话？谁说爸爸就不能做儿子了，只要咸菜腌的好，人人都能做CEO。吃饭不吃大蒜，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像你这种天天把钱攥在手里的人，根本不能理解我每天开飞机的乐趣。说到飞机我又想起来我的游艇忘记充电了，今天家里买了三条草鱼，你猜怎么着，我刚跑了步。（嬛嬛一袅楚宫腰，2022年4月7日）
在上述典型的“发疯文学”中，“爸爸—儿子”“普通人—CEO”“咸菜—大蒜—草鱼”“钱—飞机—游艇—跑步”本是几组具有一定关联的邻近概念，却经由能指间反向、冲突以及跳跃的替换和连接，如从爸爸为何不能当儿子，腌好咸菜就能当CEO，从开飞机、游艇充电突然转向买三条草鱼，再到跑步，通过对能指宰制的战术逃离，以一种基础语法层面的反常与突变，将其来自经验本身的意义指涉方向推到日常经验之外，进而抗议“你这说的什么？”的前置交流序列-结构，并扰动着前置权力的局部平衡。在此，可以看到“一种强度的特征（trait）开始运作，一种幻觉，一种联觉，一种反常的突变，一种形象的游戏被释放，而能指的霸权遭到置疑。”（德勒兹，迦塔利，1980/2010：18）由此，符号及符号间的姿态、摹拟、嬉戏以及其他差异的符号体系，在“发疯文学”的表达实践中也获得了自由的显现空间。
“事实上，当语言中创生另一种语言时，整个语言都开始向‘不合句法’‘不合语法’的极限倾斜，或者说同它自己的外在（dehors）展开了对话。”（德勒兹，1993/2012：1）“发疯文学”表达通过对事物之间依赖相似性和邻近性等共有语法的“类”的秩序空间的破坏与重组，使语言抽离日常的规则束缚，在此，身份、地位、资源等先在经验秩序的表征被超越，不再服务于规则下的“有用性”，而转化为主体身体进行感知和体验的实在经验条件，整个“发疯文学”的表达实践也进入到一个洋溢着情感能量的领域。
综上，“发疯文学”凭借将多样的符号链与编码模式（关于种群、职业、文学、身份等）连接，触发与生成了种种看似混乱、失序或者重复的差异化符号机制和事物状态，以至于对其进行文本符号意义及其指涉的解读相对不再重要。“发疯文学”正是通过此种症候样的书写，穿透既有能指系统所辖制的意义循环，进而“逃逸”出理性建制中暗含的某种对事物的价值专断及“语言游戏”的区隔性规则，使交流由“普遍性”“标准化”话语下的实践结果判定，转向为主体情状的不断生成及言说行动本身的过程显现。在此，交流的关键问题实质上也转变为了情状生成与能量倾泻问题，即“如何与强感、流、过程、部分客体，与一切不想表明什么的东西一起进行运转”的问题（德勒兹，1980/2019：29）。
（二）抗拒既有交流中的道德权力秩序
在逃离能指既有秩序之外，“发疯”情动也介入对交流实践中既有道德权力序列-结构的逃逸。在当前主导的理性交流规范中，交流主体的情感要么被纳入理性秩序，一并视为可表达或相互通达的；要么作为“清晰交流”的干扰因素，对其进行“道德化”控制（Habermas，1992）。在这种沟通框架中，道德情感对交流的理性秩序予以维护，纯粹的情感能量则被置于边缘地位，甚至被视为对交往行动的威胁。
因为我其实见过一些同事，他们真的在职场里面，或者在一些严肃场合去哭啊，还有大声抗争，这样的人在工作中会被迅速贴上一个情绪化的标签，而且后果不是太好。我觉得可能工作是一个很排斥非理性情绪的地方。（A11，2025年6月18日）
在当前理性、清晰与秩序化的对话具有某种道德优势（彼得斯，1999/2017：381-383），并已被高度自然化的交往情境中，如上A11受访者所经历的，交流一方的激扰情绪与行为通常被归咎于认为对方情绪化、不懂事、头脑有问题等，而将其行为弱势化、病理化或贬损化（Habermas，1983/1992：45-49）。对于作出“激扰情绪”的A11同事而言，实则处在交流结构中位置不对等与反抗情绪被病理化的双重困境中。
实际上，当某一异质性表达被定义为“发疯”时，一套对情感的规训及其“权力-知识”就暗含其中。这种情绪的“语言游戏”实则被冠以“应然”（ought）的条件限定，人既应当（should）基于特定路径进行感受，且以特定路径表达感受（Crossley，1998）。如在“为什么会流行发疯文学”的提问帖下，“其实我们是不被允许发疯的，所以用发疯文学伪装一下”“压力太大找不到发泄情绪出口，其实就是一起互相输出情绪”以及“丢失道德素质的一刻真的很爽”等回复，将个人的“发疯”感性叙事置于社会结构和规则框架之下。正如A3（2025年6月16日）所指出的，“它的沟通氛围不是那么正经跟严肃，让我能够更加自然地在袒露内心的过程当中，有那种类似于‘趁乱之际，允许自己在道德上小偷小摸一把’的侥幸和兴奋吧可能”，人们运用“发疯文学”交流时，并非没有意识到社会对歇斯底里情绪的刻板印象和情感规训，恰恰相反，“发疯文学”所涌现的“发疯”情动，既是言说主体在交流实践中对“疯癫”、对情感这一规范化与同一性权力装置的识破，也是对于“发疯”或更一般意义上的异质性情感形态在交流困境中所具有的抵抗与逃逸潜能的一种“洞察”。
更进一步，“发疯文学”常与“有用”“策略”等结果相关联，可见“发疯”情动并非是绝对的或病理学意义上的，而实际上是情境性与策略性的，其表达实践涉及一场自我与结构、自由与伦理和主体性与真理的策略博弈和互动。“我感觉现在的发疯更像是一种社交的策略”（A7，2025年6月17日），言说者借由对“发疯”情动策略性的回环转换，为自身创造出一种游移的双重意象，或是看起来疯但实际上没疯，或是看起来没疯但实际上却疯了，以对抗众多受访者在访谈中反复提及的关于社会规则、关于自我状态的“严肃”氛围与属性，如“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严肃了”（A10，2025年6月17日）、“也不想要把它当做一个严肃的话题来看待”（A2，2025年6月16日）等。这种对抗“严肃”的谵妄，扰乱着关于职场、家庭、教育、私人情感等的既有序列-结构的主观情感、表意筹划及其背后的道德力量，也对抗着理性向生活世界所辐射的情感与道德秩序，在其中，言说主体的情感或作为一种“禁忌”的压抑，或作为一种产生与控制“欲望”的道德律。
综上，当宏观抽象的理性规则让个体面临的微观交流困境成为约束与不可言说时，人们往往从对外观察转而投入对内经验的探索，问题于是从“应该做什么”的道德责任变为“能够做什么”的伦理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疯文学”看似一种“弱者的武器”，但实则是言说主体在遭遇交流困境及其背后道德序列-结构时，所实施的一种更为彻底的抗拒与逃逸，是对言说者之主体性及其激情与欲望的肯定。
六
重返交流中的情动生成与流动
“发疯文学”并非全新的语言发明，其对于既有交流序列-结构的逃逸，不仅在于揭示交流理性框架的限度，更重要的或许在于提示交流主体不断生成与流动的情动体验，既无法完全抹除或抑制，也非无关紧要，而是在人类交流行动中具有同样基础性的意义。通过重新找回交流中的情动维度，我们得以拓展对于日常交流内涵之丰富性与全面性的想象。
（一）找回交流中情动性的“说”
列维纳斯关于“说”（saying）与“所说”（said）所做的区分，为重新评估“发疯文学”表达实践中的情感流动提供了独特视角。“说”是较“所说”而言的前情式（antecedence）存在，是所有交流的条件，面向他者的敞开（Levinas，1974/2006：45-50）。“如果将‘说’还原成‘所说’，就遗漏了与他人相遇的具体情境，遗忘了对他人的直接回应”（朱玲玲，2012：81）。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疯文学”表达正是突破“所说”层面静态的意义和逻辑传达，借助情动生成与转化，提示着“说”在交流层面的丰富与流动状态。
具言之，一方面处在交流中的是彼此晦暗不明的肉身，言说伴随的仅是瞬间的部分袒露，在此过程中，“就其自身，说是一种坚忍和痛苦的感觉。即便表意（signification）的代价是主体承担无理由的苦难的风险，说的苦难仍以给予（giving）的形式显现。”（Levinas，1974/2006：50）正因如此，交流无论在何种层面，都是一种痛苦的过程。但交流的理性结构尝试将整全境况的“说”，转化成以清晰透明、逻辑性与结果判定等为核心原则的“所说”，以抑制“说出”的痛苦，使交流在某种意义上退化为一种意义单向化约的过程；而“发疯文学”则是基于捕捉主体在具体情境中所遭遇的理性“所说”的困境体验，来显现这种痛苦本身，并进一步将交流行动推回至不可言说、不可判断且充满差异的主体间“说”的过程。在此，“发疯文学”所显露的“说”成为主体与他者之间的折曲空间，也揭示出两者间存在着的必然的权力和差异关系（布朗肖，1969/2016：147-151）。可以说，在交流理性结构的非均质空间内部及其能量不均衡的肉身之间，策略性的“发疯”情动使得“说”的袒露获得了流动的可能。
另一方面，借由“说”及其情动显露，不同交流主体的差异经验得以构建另一重基于存在的连接可能。“主体化的模式并非从无中生有，而是透过将功能与场所分配的自然秩序中的既定身份转化成争议体验的场合。”（朗西埃，1995/2015：55）“发疯文学”作为一种异质性的言说，以情动将语言媒介带入争议之中，运用微观交往环境中权力下位者的感受，对象征性的语言秩序进行再生产，据此在“说”与“所说”间搭建起冲突性的话语空间。这一过程中，经验场域中的“消费者”“被已读不回者”等身份被抹去——其不过主体占据的一个语词、能指位置，而情动则是非话语的，是先于身份来确定主体自身的。在此情境中，如果抹除交流中作为主体情感及欲望的经验，将交流行动局限于“所说”，那么交流主体自身亦将限于一种外在的旁观视角。正因为如此，语言作为日常性的交流媒介，唯有进入由“说”所关涉的生活世界，构建起“所说”与“说”之间的往返连接，交流主体间才能经由互动，参与到彼此世界的生成性经验叙事当中，从而进一步界定出更为丰富的言说和感知分配潜能。
（二）寻求一种敞开的生成式交流的可能
“参与沟通的诸心理系统对彼此而言是无可透视的”（科尼尔，纳斯齐，1993/1998：92），“发疯文学”以一种不安的情动面貌，勾连起言说主体间不可化约的差异情感及其一般过程。这种差异既无法在主体的反思中给予抹除，亦无法通过语言的透明性或符号表意的一致性等“幻象”完全弥合。这一点对于想象与理解人类交流行动至关重要，因为失去此关怀，人类交往行动将蜕变成为一种语言穿透身体的单向过程，而被迫与言说主体及其情感能量分离，甚至反过来统摄交流主体，这正是当前交流之理性结构散发出的统摄性气质。
对此，彼得斯的方案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其认为交流在本质上并非要“操心符号是否会催生不同的意义”（彼得斯，1999/2017：385），如通过交流主体间的责任义务，达成“合理”“清晰”的符号意义传输，以制造一种超越主体差异的“共同”与“分享”，或消除这种差异本身；更重要的是在尊重主体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去关爱与己不同的存在者或存在物，以及警惕干扰这种关爱的因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交流不仅是语义和心理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和伦理问题（彼得斯，1999/2017：384-385）。由此，如“发疯文学”等“异常”的交流尝试及形式，不应轻易将其推入“发疯”“不懂事”等情感的禁忌规训之中，而应作为一个伦理主体的交谈者如何“关爱”牵涉的差异主体及其存在经验的问题。
“发疯文学”中言说主体在存在差异中不断生成与流动的情动体验，则是以“另类”方式试验着一种敞开的交流经验及形式的可能。其通过悬置当下经验，进入差异之间的生成与转化，从而赋予“异常”语言一种与情动强度共振的潜能，使发疯语言在不同的轨迹上建立起另一层沟通的图像维度。在此，主体间的、跨物种的差异既蕴含着突破既有序列-结构的基础，也积蓄着主体不断创造性生成的能量和强度，并进而让交流主体的动态生成得以宽广、充沛地展开。
因此，对于“发疯文学”而言，交流真正的价值在于“发疯”主体以策略性的情动生成，使自身的差异显现与流动，并以此确认自身。由此，我们得以在彼得斯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在强调对于他者的“关爱”基础上，我们同样需要以一种伦理主体的存在，将“关爱”照向主体自我。交流并非是通过撇除或压抑自身来关爱世界的问题，而是在对差异自身的关照中，向他者、向世界敞开自我，从而与他者、与对世界建立更为整全连接的问题。如无这一观照自我的伦理基础，关爱他者亦有滑向一种新的道德规训的可能。
综上，“人们逃脱真理的宰制，并非在于他们玩一种与真理游戏完全不同的游戏，而在于以不同的方式玩相同的游戏。”（福柯，1984/2015：274）人们选择“发疯”，正是出于对道德规训下主体被阉割和分离境况的觉察。通过“自我技术”的伦理实践，言说者在一种敞开的而不仅是整合的、差异的而非同一的、生成的而非是完成的交流行动中，创造性地获得主体的存在形式（Gros，2005；Leys，2011），发展出另一套情动之“感性分配的政治”，进而重塑着交流中伦理主体与自由实践的关系，进而实现伦理主体向自我及他者的敞开。
七
讨论与结论
理性框架下的交流试图诉诸语言媒介，以弥合或消除主体间的差异，看似赋予了主体自由表达真实想法的可能性，但其对具体情境的忽视和前语言条件的抑制，实则是以理性规则对一系列或然性关系进行遮掩或“缝合”，而这也使其无法、亦从未确立起一个无所不包的、恒久稳定的秩序。
“理智是提出问题一般的能力，而本能则毋宁说是发现解答的能力。”（德勒兹，2014/2023：16）“发疯”的言说者则以自身对情状的觉察将情动嵌于表征实践当中，在能指与所指的缝隙分裂出另一条内在体验之“逃逸”路径。通过对符号表意机制的解域，以及不断的生成—他者，“发疯文学”表达实践用“新语言”自为地理解和创设那些不可言说、不可命名之物，由此真正释放出其原始的潜能，在情动的流动性生成中开启了另一重交流的可能，从而走向了一种先锋的“语言实验”。从这个意义上看，“发疯文学”并非是简单的理性反面，而是主体在僵局中重新寻回自身、“照料自身”的“自我技术”伦理；其“发疯”情动及情感能量亦不能被单纯看作是交流中消极挫败、被迫无奈与失控的症候，而应该将其视为交流本身的内在构成。
然而，现实中的“发疯文学”仍然面临道德立场的质疑，且正日益衍化出一种“消费符号”式的空洞的再生产形式，沦为商业收编的狂欢产物。尽管作为风格性亚文化的微小分支，这样的命运或许在所难免，但其针对交流的差异性经验本质的发问、其关涉的交流之开放性与生成性底色，在打开交流主体与广泛他者间隔离，充盈人类交流生命力等方面所具有的基础意义，或许更应该引起我们重视。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5期。
本期执编/咕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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